因为我做过校长,而且有长期的丰富的乡村教育经验,所以,我成了我们五个一起分配到贵州的同事们的支教队的队长,又特么成了岭导了。
五个人,是我的新团队,成员名字我至今记得,有来自东北的姑娘孙兰,快人快语,数学老师,27岁;一个江西南昌大学去年毕业的中文本科生何虹,她还是一个杂志的编辑,语文老师,23岁;另一个是湖南的一名英语女教师,叫莫晓涵,30岁;还有一个男教师叫张科,数学老师,28岁。
我和我的团队,接受了到达支教地后的一切任务安排,包括寻找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和家庭,以便结成帮扶对子之类的。总的来说,教育工作还在其次,扶贫还成了热点任务一样。
在中午的时候与关爱委员会一起吃饭,自然也是和许文峰一起吃饭。饭钱是许文峰开的,尼玛,那就叫奢侈了,我第一次吃鱼翅,也就是那一顿饭时。
吃饭的时候,我也和自己的团队成员以及所有的支教成员好好认识、交流一下,留下联系方式什么的。而且,我发现许文峰和他的秘书关系是非同一般的。他的秘书挺风情万种,一看就是能来事儿的人,说不定还就是许文峰的情人。
还有一个女人,那是关爱委员会的一个理事,叫做兰梅。这个兰梅呢,是后期专门负责和我们三个支教队伍发生联系的女人,中等身材,成熟味道,大约是二十八九岁吧,挺漂亮的。我看她的样子,似乎跟许文峰也是有一腿的。
那时候,你真得感叹啊,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。许文峰就是一个有钱的民营企业家,真心有钱。后来我知道,这家伙在他的老家衡阳的山里,相当于原始森林的地带,有一个自己的庄园,专门有一条大道修进去。
而且,那一顿饭,我依旧能感觉到一丝的不和谐。在那些做倌的人和有钱的人眼里,我们这些应聘而来的教师,再怎么优秀也只是他们实行善举和赚取眼球、政绩的工具而已,他们对于我们,更多的就是客套话、大话,没有更多的情义在里面。也许吧,他们是一个世界的人,我们则是另一个世界的。说白了,我们那一批人里,你要说很多是奔着爱心而去的,绝对是扯淡,都特么打着关爱和支教的旗号,混生活,图个不要太多成本的旅游而已。像我的真实情况,不用说了,大家都知道。
午饭时,大家也都喝了些酒,表面上显得挺开心的。岭导们表示,这样的关爱行动,已经深受重视,以后的日子里,还会继续搞下去,像我们这一批教师,只要没有别的个人发展打算,下一期支教行动不用面试,直接录用,永远如此,而且报酬也会按年上涨的。这对于我们来说,也太他妈舒服了。
饭后,我们还接受了电视台和相关媒体的采访。面对镜头,我一点也不晕;面对采访,我一点也不虚,那什么虚伪的话都跟火山爆发一样往外喷,那时候,我特么就是一道德圣人男婊,别无他二。
采访结束后,兰梅告诉我们,只要与支教地方的相关部门联系好了,南航的机票订下来,大家就可以出发了,预计不会超过十天时间,大家就要分赴各地了。当然,在这个时间里,在家各自都可以回去整理行装,作好艰苦奋斗的装备。
我呢,坐在返回沙井的公交车里,兴奋得不行了,感觉自己随时都想跳出来了。下了公交车后,我悠闲自在的在大街上晃荡着,同时给我爸打电话。
那一年,我爸身体不好,所以在广州。我妈在我妹妹呆的服装厂里煮饭,顺带着照顾我爸。在电话里,我告诉我爸,我已经离开了新疆,来到深圳发展了,而且快要去遵义了。我告诉了他关于面试的一切,他还是很激动的,说挺好的,好好干,这样的活动做好了,年年都有这样的事,生活不愁,还能坐飞机。
在父亲的眼里,孩子永远都是他最大的骄傲。当然,我也能体会到,我这种没有别的专业技能的人,似乎教书是我谋生的一种专业手段了。专业对口,工资待遇不错,谁特么都喜欢干。
我也给青润明打了电话,汇报一下成果,这家伙激动死了,为我而高兴,还告诉了何为与王治培,大家一起为我激动着。我也邀请他们,到时候来遵义找我玩,他们也答应了下来。
然后,我去了褚远妹的彩票店里,装着一副沮丧的样子走进去,坐在那里。她给我倒了杯水,关心道:“怎么了?面试没有过关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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