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良佐在归德府大败后,不敢招惹气势正盛的李自成,便准备去打在庐州府和安庆府活动的张献忠,好捞一点功勋。
张献忠是与李自成齐名的流贼,不过他近几年活动的区域,主要是湖广、四川、南直西面几府,受到官绅势力的压制和打击,且地方不似河南那样不稳定,闹饥荒,所以势力远不如北面的李自成一呼百应。
早在崇祯十三年时,张献忠在入川途中,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,伤亡惨重,接着又受到湖广军、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,义军连受重创,退居兴安山中,最后被杨嗣昌督左良玉等军围住,险些就被困死。
不过,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,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,说:“献忠在,故公见重。公所部多杀掠,而阁部猜且专。无献忠,即公灭不久矣。”左良玉遂斗志松懈,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,在山民的帮助下,走出兴安,与罗汝才等部会合,再次逃出生天。
从这可以看出,左良玉听信张献忠的话后,已有养寇自重之意,明朝逐渐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,军阀拥兵自重的态势已经出现,而军阀对于朝廷的伤害,往往并不比流寇小多少。
对此总督杨嗣昌也是刚愎自用,没有察觉下面人的心思,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包围在鄂、川、陕三省交界地区,胜利在握了,但实际上他的命令左良玉等人并未遵循,他还不知道左良玉有养寇自重之心。
张献忠便利用左良玉的这一点心思,采取“以走制敌”的策略,快速流窜,让官军顾此失彼,腹背受敌,疲于奔命,让杨嗣昌四面围堵的计划破产,不久便病死于湖广。
杨嗣昌死后,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,收复诸多失地,继续围剿张献忠。
此时李自成趁着官军围剿张献忠的机会,入河南,收留饥民,一呼百万,提出“均田免赋“口号,很快打下洛阳,声势远超被官军围追堵截的张献忠。
不多久,李自成打下洛阳,福王被杀,闯军又围困开封,皇帝遂即又令丁启睿去剿李自成,然而李自成已经拥兵百万,丁启睿自然不敢打,手下将领也不愿意打,便专门追着人比较少的张献忠打,并在信阳将张献忠击败。
这时开封情势危机,皇帝再三催促,丁启睿拖不下去,便只能带着左良玉等人,与保定总督杨文岳一起,硬着头皮去和李自成周旋。
张献忠在信阳大败后,曾经北投李自成,不过李自成却要杀他,最后罗汝才借给他五百骑,张献忠便趁着官军去打李自成,窜入南直,与左革五营相会,攻陷舒城、六安,庐州,杀知府郑履祥,又连下无为、庐江,并在巢湖训练水军,使得江南大震。
明朝凤阳总督高斗光、安庆巡抚郑二阳因此被捕下狱,朝廷起用马士英代之,准备赶走张献忠。
在去归德之前,刘良佐和黄得功一起与张献忠在南直打过几仗,不过却被张献忠击败过了一次,他发现张献忠不太好打,便北上归德,但不想同样被打得大败。
“遇强则走,遇弱则击。”这是左良玉的看家本领,刘良佐现在也基本是这一套。
在刘良佐走了之后,黄得功却一直在庐州同张献忠作战,收复了大部分州县,将张献忠逼出庐州府,赶到了安庆境内的潜山附近。
这时刘良佐在归德碰了钉子,见张献忠势微,加上江南官绅急于将张献忠赶走,便想着跟着黄得功的屁股后面,一起打一打张献忠这枚软柿子。
刘良佐从归德逃回凤阳不久,见李过并未继续南下,而是回兵围困商丘,便留下一部分人驻守亳州、涡阳、蒙城、颍川监视归德的贼兵,自己亲率主力到了寿州,准备南下庐州与黄得功汇合后去打张献忠。
只是他人马刚准备好,将要出行之际,黄寿逃到蒙城,又马不停蹄跑来寿州告诉他亳州失守。
这一下,便让刘良佐左右为难起来,黄得功已经快要与张献忠决战,他再不过去,功劳就没有他的一份了。
可是亳州失守,万一贼兵南下攻入凤阳,那他就算打张献忠有功,恐怕也要遭受重罚。
现在朝廷虽然已经有些难以控制武将,但是大明朝廷的威严,依然还是存在。他平时有点小问题,保存实力,朝廷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可他要是敢丢了凤阳,让老朱家的祖坟被流贼再刨一次,那恐怕皇帝震怒,会像杀贺人龙一样杀了他。
寿州府,刘良佐的节堂内,他站在地图前来回踱步,千户官黄寿单膝跪在中间。
“本将问你,打亳州的贼兵到底什么来头?”刘良佐忽然停住脚步,怒目盯着黄寿。
黄寿一路仓皇逃回蒙城,又来寿州给刘良佐禀报,说明贼兵南下,打下亳州的消息。他为了减轻罪责,对于贼兵的形容,自然有所夸大,说是有人马万余,精兵过千。
这让刘良佐怀疑是归德府的赵应元领着贼兵主力南下,让他只能取消南下庐州的计划,急忙派斥候前去打探情况。
如果真是贼兵大举南下,那他便只有硬着头皮回师迎战,不过斥候传回来的消息却是贼兵打下亳州后,并未继续南下,也未攻打其它州县,便让他存疑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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