议政堂的议事,持续了一整天,五法三策被决定推行。
在议事中,各部官员都说了一些意见,还补充了一些看法。
其中,去岁西魏国的探花陈贞慧,提出在考核官员策中,加上一条,由各州府上户来平定官员的施政,做为官员考核的一个参考。
东南地区,经济发达,思想也够活跃,兴起的富户阶层,在掌握大批财富后,便想要获得更多政治上的权利。
因此东南在很早以前,就出现了李贽这样的思想家,来为新的阶层发声。
代表着东南利益的东南文官集团,也一直想要从皇帝手中,夺取对朝廷的掌控。
在宋代以前,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革后,推行的思想是君权神授,天人感应,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
在这种思想下,任何人都必须服从皇权,这造成皇权逐渐压过臣权,到宋带时,文官为了约束皇帝,防止皇权彻底压倒臣权,终于想出了一个东西,就是道德。
西方约束王权,靠的是宪法,认为“王在法下”,而在宋代之后,中国新的儒家思想,则认为“王在德下”,皇帝的权利,不在是来自于天,而是来自于他的仁德,失德便失去天下,就可以把你给换掉。
而谁掌握对德的解释呢?自然是士大夫阶层。
这也是整个明朝,皇帝和文官集团,特别是明朝晚期,文官用来与皇帝斗争的主要思想依据。
这种靠道德来约束人的思想,直到今日,对中国都继续保持着影响。
在明朝晚期,文官通过道德,限制住了皇帝的许多行为,为士绅集团谋取不少私利。
不过兴起的商贾和富户阶层,还是没有直接掌握权力,而是需要与士绅结合,或者是将自己变为士绅,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。
李岩提出的五等民策略,让受到泰州学派和李贽思想影响的陈贞慧,看到一个约束官府,让百姓来监督官员施政的机会。
这个建议立刻就得到了,同为江南人士的新科进士冒辟疆的支持,不过李岩担心官员会与上户勾结,损害贫苦百姓的利益,来满足上户,所以持反对意见。
高义欢对此也很警惕,持保留的态度,所以目前只给上户参与州县议事的权力,至于今后要不要给其它的权利,则等以后再说。
现在一切以统一为目的,而统一战争,必须要集合西魏国所有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,高义欢觉得还不是放权的时候。
不过已后西魏若是统一天下,兴起的商贾和富民阶层,实力日渐强大时,肯定会不断寻求渠道,来表达政治诉求。
除了这个插曲之外,关员们还提出了两条策略,被高义欢采纳。
一策是裁兵法,与西魏国的四种营制度相结合,规定清理军中老弱,测试士卒,各营士卒中不合格者,淘汰至府兵,府兵不合格者改为民籍,获得过爵位或者因战伤残的保留兵户待遇,未立功,被淘汰后,则不再享有赋税减免的政策。
第二策,是军器督造法,进一步严格管理军器的制造,提高武器的质量。
这样一来,魏国新的国策,就变成了五法五策,高义欢当即便表态,让内阁尽快推行。
如果新政能顺利推行,高义欢相信,魏国的实力会再上一个台阶。
下午,会议结束,高义欢却得不到休息,他匆匆来到书房,召见周荣华和孙房源两人。
在房间内,高义欢看完一份奏折,是梁以樟从四川传来,言牛金星已经返回成都,并带回了孙可望的一些消息。
孙可望在赤水河畔,击败了曾英,与刘宗敏会师于遵义,然后乘胜攻下了贵阳。
牛金星在贵阳追上孙可望,彼时西军前锋,已经向云南转进。
据牛金星观察,西军进入贵州后,不少士卒开始逃离,孙可望的处境并不是很好。
因此在得知牛金星的来意后,孙可望立时就表示,愿意向西魏国称藩,并愿意用云贵的铜矿和茶叶,换取西魏国的米粮。
高义欢看完奏折后合上,透过镂空的隔断,看见坐在外堂的两人,便招呼一声,“让他们进来!”
半边屁股坐在红木椅子上的周荣华、孙房源,见侍卫出来叫他们,两人忙站起身来,整理了一下官袍,扶正乌沙帽,走进内堂。
“臣,拜见大王!”
高义欢微微笑着,抬手道:“两位卿家不用多礼。今天召见你们,孤王是有事情要问你们。”
两人站起身来,周荣华躬身道:“大王有什么事需要询问,臣知无不言。”
高义欢点了点头,问道:“河套方面,现在是什么情况,满清有退兵的意思没有?”
常言道,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,可是清军不仅睡在他旁边,还带着刀,抵住高义欢的腰眼。
河套之地,正好在关中的背上,清军在这里驻兵,就等于在高义欢的头顶,放了一柄尖刀。
让关中的魏军不敢轻举妄动,魏军如果出潼关攻河南,或者是出蒲津渡攻山西,河套的清军都能够南下,攻击关中,让魏军战略上处于被动。
周荣华道:“回禀大王,清军并未退兵,反而增兵了。”
高义欢眉头一皱,“河套被我大魏洗劫后,清军要驻军河套,补给需要从关内输送。满清居然顶住后勤的压力,继续增兵,他们想干什么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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