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着二女往回走的空当,程远志心有所思。
从此次天师教暗中作乱时大魏朝堂的反应来看,大白的执政能力差了点意思……
不过这也不怪大白。
一来,大白几乎没有经历过军旅磨练,军事能力几乎为零,并不能像他这样,上马能打天下,下马能治国理政,手到拈来轻松自如应付。
打仗治国这种事,没有人能无师自通。
早年间,当初他刚入住冀州那会,由于朝制延续汉制,上下索贿成风,买官卖官已经习以为常,贪腐勾连都只是小事一桩。
而他在掌控大局后,一改歪风邪气,论功行赏公平公正,不徇半点私情,一切按照规矩办事,就这样,朝野在他的整顿下面貌涣然一新。
程远志用人的特点是实用主义,只注重能力,其余一概不问,这点和原时空里曹操极为相似。
原时空里,曹操所看重的郭嘉好女色且品行不端,朝臣对此多有不满,但曹操却认为,身处乱世,对于有大才能的人理应宽容一些,不应拘泥于小节。
因为品行良好的人不一定有大才。
事实证明,曹操的眼光非常精准。
正是这种用人理念,帮助曹操扫平众多诸侯,以弱胜强击败袁绍,一统北方。
当然,曹操敢于这样用人,也是源于对他自己能力的极度自信,他有信心控制好各种各样的人才。
曹操也确实是个难得的优秀君主,手底下忠汉、反汉、中立的摇摆人才一大堆;亲族武将、半路来投的武将一大堆,他都能合理安排每一个人的特点,这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,这需要极强的领导力和人格魅力。
有鉴于此,程远志入住冀州后,便借鉴了曹操的用人策略。
并在很短的时间内(也就两三年时间),就将冀州打理地井井有条,蒸蒸日上。
北州倾注,朝野肃然。
当时河北局势并不安稳,冀州一分为三,内部一团乱麻,外部又有众多强大的势力虎视眈眈,北有公孙瓒、四支六部胡人磨刀霍霍,南部又刘备、吕布、曹操等心狠手辣之辈,西面还有白波军和董卓这种定时炸弹。局面可说是危若累卵。
稍有不慎便会被吞的一点不剩。
程远志在这个时候当上冀州之主,自身威望又远不及袁绍,之所以能够轻松控制冀州局面,是花费了很多心血的。
毕竟三强瓜分韩馥时,把冀州弄得战乱四起,天怒民怨。
其实,程远志一开始也只是个平平无奇的黄巾渠帅,跟那些无能的富二代们区别不大,被刘关张追的到处跑,惶惶不可终日。最后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治国明君,是被环境所所逼迫的。
不往前行,便是死路。
经过汉灵帝刘宏时期七年的隐忍,发育,筹谋后、长期蛰伏在野的程远志学会了很多东西。
正是这七年的隐忍和一点一滴的谋划,造就了他坚毅不拔的性格,终于等到袁绍图谋河北时,一鸣惊人,背刺成功,从此一飞冲天,成为冀州之主。
刚接任冀州牧时(自领),冀州上下无数文武官员,有的出身世家豪族,有的出身寒族;有的德才兼备,有的只是名声卓著;有的是韩馥的旧将,有的是忽悠过来的人才,内心持着观望态度,并非真心想效力一个袁家的义子。
这些形形色色的人,如何安排他们,并使之发挥最大的作用,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,但程远志却安排得井井有条,人尽其用、物尽其才。
命百官举贤才,明少长,恤穷独,理废滞。审配、逢纪、沮授主理朝政;麴义、张合、高览、颜良、文丑等都督四方;杨俊、董昭、郭图、崔钧、速伯等典州郡;郑玄等十四位当世大儒治学选才;田丰、许攸、荀谌参军机计谋;陈琳、辛毗、辛评、耿武、闵纯等预朝议。
当时曾有不少人觉得汉制不合时宜,提出建议要改变现行制度。这其实有点挖坑的嫌疑,当初王莽是怎么失去天下人心的?不就是因为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废除旧制,推行新法,程远志自然不会上当。
于是便对众人说:“诗经有云:为君者当知古今,遵循上天的法则,不可轻举妄改,若遇战时可酌情更改一二,否则不可轻易改变。”
总结为一句话便是:这无为而治。
天下动乱不休,四周强敌虎视眈眈,冀州急需休养生息,这时候不宜做什么变革,都不如顺其自然恢复国力来的更好。
这样浅显的道理,却是古往今来绝大多数当政者一辈子都触碰不到的知识盲区。
治国需要张弛有度,在需要休养生息时期当无为而治,在面临战争时应转为战时状态,这才是治国的最高境界。
当然,说一千道一万,问题终究是要回归到继承者本身上来,对一个势力集团来说,第一代创业者的能力固然重要,但第二代继承者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,一旦缺乏优秀的继承人,这个集团就会迅速衰落、崩盘。
历史上,这种二代便亡国的例子屡见不鲜。
程远志是幸运的,有大小白很这么一对勉强算得上优秀的儿子,大白继位之后,也迅速稳住了权力交接初期的大局。
但同样,由于自身天赋所限,大白距离一名圣君明主的距离还很远,虽然贤名在外,但治国打天下,光贤是不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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