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情况下,假设美国法律的起刑点是5000美元涉案金额,那么桑德兰只要告诉顾莫杰:“如果你选只偷3000美元那个方案,就不会被判刑。”
这样回答,桑德兰和律师团其他成员,都会省事得多。
可是顾莫杰显然不满足与此,因为他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。
所以顾莫杰要桑德兰先开口,把5000美元这根红线标出来,然后他好修改自己的作案计划,顶着这条红线偷4999美元。
美国法律规定的、区别罪与非罪的边界红线在哪里,顾莫杰就要把钻空子的尺度用到极限,顶着这条红线打擦边球。法律允许顾莫杰做多坏的一个人,他就要在法律的容忍尺度内,尽可能坏得不择手段。
幸好,桑德兰也算是有备而来,他斟酌了一下,说了一番四平八稳的话:
“顾先生,我希望您了解,网络技术几乎没有哪一项是公益的,我此前也没遇到过,举不出太恰当的例子。所以,请您允许我用用一个医疗卫生,或者教育领域的例子来为你说明情况,毕竟那些领域的公益属性业务比较多”
顾莫杰点头首肯:“可以,您说就是了。反正法律是触类旁通的。”
“那我就举个医疗卫生领域的例子。”桑德兰赶紧说道,
“如果有一家生物制药公司,要想研发一种新药,然后想把这种新药的开发成本做成‘非商业性基础科研’的经费,那么这就是行不通的。联邦政府会查出来,取消它的杠杆免税,还罚它的款。因为尽管药品本身是救死扶伤的,但是药品背后也是有专利的,医药公司可以靠这门专利技术来谋取商业利益,所以不符合公益性科研的政策导向。
但是,如果医药公司承诺研发出新药之后,向全社会公开这种新药的生产技术细节,不谋求为本公司申请专利、牟取垄断利益,那么联邦政府也会追认特许——这种时候,那些制药业巨头就会打打擦边球,把一些新药研制过程中的副产品,或者夹带私货的研究,掺杂到这里头去,把公益科研部分的经费略微做得虚高一些——当然还需要花成本找高明的会计师事务所帮你做假账——那么,还是有可能成功的。
再退一步,如果这时候医药公司要做的科研不是一种新药,而是一种疾病的新式临床诊疗方法研究,因为诊疗方法无法申请专利,联邦便会认可他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,而非公司的商业利益——这种情况下,也附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类经费的使用办法。
在教育领域也是同理,我就不多举例子了。比如出新的教科书,教学软件,肯定不符合公益性,但是如果是一些没法商用的公共课件、教学方法研讨,却是可以作为公益性基础成果的。”
桑德兰解释得很是翔实,一看美国的律师都是这般奸诈惯了的,各种钻空子的事情那是家常便饭。顾莫杰和费莉萝听得很仔细,顾莫杰一边听一边暗暗点头赞许,费莉萝则是拿着一只笔,跟着桑德兰的讲解,在原本的策划预案上修修改改。
数人就这般锱铢必较地细谈了整整一个上午。中间顾莫杰叫了外卖,几人吃过之后继续办正事儿,到了黄昏时分,顾莫杰原本做的预案也被删掉了好多条,只剩下寥寥两三个可选的规避方案。
顾莫杰斟酌审视着,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:“桑德兰律师,根据我们今天的推演,我想,这个研究方案,应该是可以满足联邦法律和加州法律规定的‘属于非营利性公益科研目的’范畴,同时,也属于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领域、与我的生意对口。”
说着,顾莫杰把一份挑出来的、已经修改得七零八落的文件推过去。
“以预防网络层面的灰鸽子病毒大规模扩散为目的的互联网安全研究?”看了这个标题,桑德兰几乎要跳起来,觉得自己一天的口舌都白费了,“顾先生!这是杀毒软件公司的营利性研究!怎么可能通得过联邦的审查!难道我一天说的这些,你都没听进去么!”
顾莫杰高深莫测地一笑:“不,我要做的,不是杀毒软件。而是提供公益性网络安全的免费工具,而且技术原理和着眼点完全不同——你听我解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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