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,不过这是人家大宋特色,人家皇帝都不管,咱不操心,总归多了一个方便之处。
第二个则是要为张国安的红水溪工业区打个前站。将来红水溪工业区的出产,一个小小的临安县城是不够看的,必须主打行在大区,这个家伙答应帮助推销的,也就是可以在他的店铺里借地方售卖。
这里要说明一点,在张国安两口子坚持要留在大宋时,大家当然要按照那面时空的物价水平给张国安分钱,当然是以金银铜钱来算的。
所以,钱财是不愁的,但是这两口子打算的远,说:“钱财当然要有,但是,坐吃山空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,而且,我开办这个工业园的目的也是培养一帮技术工人……他们才是我们真正要依靠的力量,毕竟我们两口子想要在这面过得好,就必须先让身边的人过的好。
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价值,在创造价值中来互相认同而不是拉起一个帮派,要那样,我们晚上能睡好觉吗?!”
大家想了想确实如此,拉起队伍抢劫去,这真能发展得快一些,但是,这种队伍结合在一起的基础是啥?这个核心利益是啥?你懂的。
不行的,可不想过睡不好觉的日子,那样的精力可能会主要用来防备自己人了,没有意思。
要是整天去提防别人,那日子就是阎王爷弄小鬼儿,能弄一会儿弄一会儿。
可不行的。
共同创造合理的财富,给予合作者公平的回报,让每一名合作者过上符合自己身份的体面的日子,就会赢得别人真正的认同。
这个简单的常识可以击败一切高深的社会学理论。
所以,张国安的办法让全体人心服口服。
大家都支持,所以红水溪工业区发展得快,当然,还要为它的产品找个平台来推出去……刘家珍宝行这个地方很合适,毕竟,他们才不想自己出来卖。
这第三个却是失败了。
珍宝行行首刘钱拒绝了与倭商的联系,高丽商人更不行了。
这家伙不仅反日货还反韩货!
原来他也有痛心事。
北宋时期的对日贸易,主要是民商贸易,因而中国史书很少记述,日本史书虽然有所记述,但也不全。
在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吧,宋商船赴日次数约为七十次,比五代十国时期尤为频繁。
宋商到日后的交易方式,仍依唐例。
商船进入博多湾,监视所派人去检查并上报大宰府。
大宰府派通事至该船验看来市舶司发给的公凭、船员名单、所载货物的品种名称,然后呈报太政宫,等待批准交关贸易。太政官接到大宰府报告,即行召集有关大臣公卿会议,一经决定准许贸易,该商人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的食宿由鸿炉馆按例供应。
宋商船赴日所载货物大体为:锦、绫等丝织品,还有瓷器、药材、香料、苏芳、书籍、文房具等。这些商品在日的售价相当昂贵。
那时上层的日本阶层以用大宋商品为骄傲。
宋商售完所带的货物,又购进日货运回宋朝出售。
购自日本的货物大体为:砂金、水银、硫磺、木材、工艺品、日本刀等。
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一次就购买硫磺五十万斤。
一把精巧的日本刀,在宋价值“百金”。
宋商人在博多湾以七十贯文或六十正绢买一颗“阿久也玉”,即日本尾张蚌珠,回国后可卖五万贯。
所以宋商在对日贸易中一个往返所获之利,是难以估计的。因此,宋商赴日的船只逐年增加。
那个时候刘家就开始去日本经商了,但是一方面是宋日两方贸易不平衡,另一方面,宋商船入日的船次太多,由最初大体上一年一船次,直到最后增至一年四船次。
这个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,同时就增加了大宰府鸿炉馆接待的费用。加之,这时日本国内农民破产,税收来源枯竭,国库空虚,很难拿出巨额款项来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,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。
所以日本朝廷从宋商来日最多的一条天皇时期开始,对来日的宋商船发给官碟,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。
但是,宋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,不想遵守规定,他们经常提前来日贸易。
不按规定年限来日的船只被大宰府查出后,就拒绝该船贸易。
刘家就是其一个。
但是当时刘家总是能找到办法,大宰府不准入港,他刘家就以船遭风漂来日本的借口,进入日本其他港口,诸如若狭、但马、越前等,距离京都较近的地方贸易。
由于被抓的次数过多,结果刘家的商船竟然被倭人永久拒绝来日贸易了!
当时,听完珍宝行行首刘钱的陈述,吴大鹏和万士达绝对点头同情,太不像话了,这是歧视性贸易!
太不公平了!
珍宝行行首刘钱当时就笑着说:“呵,家门祖上留下的家训,誓不卖倭货!倭商多次来求某,某从不搭理……你可见我店铺里有倭货?”
万士达赞叹地说:“真是有优良家风的家庭啊……”
那他为何也不与高丽商人来往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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