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与老板娘的矛盾,是因为产值的问题,这个月公司的产值达到两百零三万,大家都正处于一片兴奋中,发奖金时,老板娘在财务部,说了一句:“怎么就那么巧?不多不少就两百万多一点点,为什么不是差一两万呢?”
工厂财务部经理叶胜萍原封不动将话传给我,我一听就生气了:“难道我还会做假不成,这产值也是财务部统计出来的,又不是我去统计出来的,她爱信不信,不信拉倒。”
搞得我这两天心情一直都不好,老板看了公司产值高发奖金,为什么我看起来一点笑容都没有,就问我,我没好气地告诉了臻总。臻总批评了我,指出老板娘现在开始脱离财务,慢慢负责审计,她怀疑产值有问题很正常。老板也认为老板娘是对的,我一天到晚很郁闷,解不开这个疙瘩:我这几个月辛辛苦苦将产值做上来,首次突破两百万,你一句话就说这个产值可能是造假的,而且连老板也这样认为,太不信任人了。我心里不开心,这几天也懒得和老板搭话。
过了一周,我也基本想通了,“人治文化”最明显的一个做法就是用能人,而能人通常会打破条条框框,因而能人就特别讲究“用人不疑、疑人不用”,可现代企业管理讲究的是疑人要用、用人要疑,讲究的是“制度第一,能人第二”,信任不能代替监督,否则将来不仅会害了企业,也会害了个人,疑人不用、用人不疑是古代能臣对君主理想化的期望,是国人自欺欺人的大话。老板娘的怀疑很正常,她怀疑,就让她去财务和仓库查去吧,有什么大不了的呢?值得这样烦心吗?后来我看了很多案例,也回想了自己当时的情景,主要是第一次有这种不被人信任的感觉,那种感觉很伤人,而且当时是在兴奋劲上突然被泼一盆冷水,那种心里失落可想而知,加上老板又支持老板娘的看法。
人治社会,强调的是感情,以感情关系为基础的信任,而不是法治下的权利和义务,西方管理者如果被怀疑被审计,觉得很正常,而中国人被审计就觉得不被信任而伤了自尊,所以,中国人在感情好的时候突然被不信任,那种精神的突然打击可能胜过肉体的打击。我一直研究中西方文化,虽然没出过国,但受西方思想影响还是比较大,可是,我自己也深深刻上了中国文化的铬印。思想的洗礼是一个艰难的过程,王安电脑,当时华人的骄傲,王安也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,可是最终还是把总经理的位置传给儿子,家天下的思想仍在他脑中根深蒂固,由此可见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思想对人一生的影响力有多大。我离开大通后,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反思,到底传统的小农思想对自己影响有多大,可不可以彻底清洗掉,我发现,有些事情虽然道理自己已经明白,但形成的有些习惯要矫正过来可能需要一辈子的努力,知易行难呀,连任正非这样睿智之人,其潜意识里都照样隐藏着很深的家长意识!
经过一周,我心态基本调整过来,主动找老板沟通:以后老板娘如果有任何怀疑,都可以去查。
我的意见消除了,但老板和老板娘对财务经理叶胜萍开始有成见了,认为她会“告状”,挑弄是非。
我从大通离职后,看到一篇国内三十位知名企业家拜会李嘉诚的文章,李嘉诚的一翻话令我印象颇深更证明了当时自己的反思及时:我们公司一向是以西方的经营模式来管理的。我作为公司的领导,对同事和经营的方针都会掺入一点我们中国人的人情味。当你看到员工对你的企业有贡献,同时对公司忠心并盼望在公司长期服务的,而你也感到他的品格正直,那么你就要留意他,要令到他觉得前途有保障。在信任员工的同时,亦必须有一个制衡制度。如果单凭个人的意愿,觉得某个人不错,就随便任用,最后出了问题,不止害了自己、企业,还害了这个人,如果你早有一个制衡制度,就不会出这个大毛病。
老板娘对我有成见是我在员工会议上将她同学的事扯到她身上,还有往来会计张涛被炒,我也曾在管理层开会说过:“不管有什么关系,违法乱纪或态度不正者都照样处理,张涛就是例子。”老板娘认为又是针对她,她对我已经有成见了。
终于有一次,我把老板娘得罪了,弄得老板与我发生较大冲突,导致我第一次提出从臻河辞职。
那是一次开会,有时老板娘也会参加会议,老板娘在会议上要求必须提供一份编制好的制度给她,我认为一是觉得没必要,老板娘也属总经办,文控中心在分发时,只分发给总经办一份,没分发两份给总经办,老板娘想看随时可以到我那去拿,如果多分发一份,文件数量太多了;二是我有点看不惯她当时颐指气使的那种派头。就对老板娘说:“制度给你一份就不必了,你想要到我那拿就行了。”
当时我直接拒绝老板娘,我感觉老板娘当时脸就有点挂不住了,第二天,臻总找来李卫,指责我对老板娘态度不好,必须改变这种性格和这种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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