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战后，宽奠、汤站、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，一时间“数百里之内，望风归附”，“归顺之民，绳绳而来”，使得全辽震动，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恐慌。
“镇江大捷”是明军与后金作战以来的首胜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心。朝廷因此对毛文龙破格提拔，升为副总兵。
辽东经略王在晋评价此战说：“毛文龙收复镇江，擒缚叛贼，四卫震动，人心响应。报闻之日，缙绅庆于朝，庶民庆于野。自清、抚失陷以来，费千百万金钱，萃十数万兵力，不能擒其一贼。此一捷也，真为空谷之音，闻之而喜可知也。”
内阁首辅叶向高将毛文龙比作历史上的孤胆英雄班超、耿龚，他说：“毛文龙收复镇江，人情踊跃，而或恐其寡弱难支，轻举取败，此亦老长考虑。但用兵之道，贵在出奇，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，耿恭以百人守疏勒，皆奇功也……今幸有毛文龙，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。”
袁可立的好友董其昌则评价说：“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，擒逆贼，献之阙下，不费国家一把铁、一束草、一斗粮。立此奇功，真奇侠绝伦，可以寄边事者！如此胆略，夫岂易得？使今有三文龙，奴可掳，辽可复，永芳、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。”毛文龙率领一百多人取得“镇江大捷”之后，后金方面极为震惊，即遣大军反扑。毛文龙兵少难支，一度退入朝鲜。朝鲜节度使郑遵、朴烨引后金军包围毛文龙于林畔，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，“一日七战，杀伤相当”，明军将领丁文礼、吕世举等牺牲，后金军也蒙受了很大损失，被迫撤兵。
林畔之战后，毛文龙以皮岛、铁山及宽叆山区为根据地，招募辽东难民，以老弱者屯种，精壮者为兵，从无到有，逐渐发展成一支海外劲旅。
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六月，袁可立接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，明廷正式任命毛文龙为平辽将军总兵官，挂征虏前将军印，开镇东江。
东江镇建立后，毛文龙一面招抚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辽东百姓，前后接济安置百万余人。一面遣将四出，不断深入后金腹地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逐渐成为后金心腹大患。
后金官员称：“毛文龙之患，当速灭耳！文龙一日不灭，则奸叛一日不息，良民一日不宁。”
对于东江镇的作用，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：“今有毛文龙在焉，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。《兵法》：‘计险厄远近，上将之道。’凭鸭绿之险，居隔江之近，文龙得其所矣。奴欲长驱而肘腋之间有虿毒焉，奴一动而毒发，屡攻之而不能去其毒，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？……奴之畏文龙甚也！东林名臣陈良训则认为：“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，非毛文龙者乎？
天启皇帝曾下诏书给毛文龙，肯定了东江镇的作用。
天启皇帝朱由校：“念尔海外孤军，尤关犄角，数年以来，奴未大创，然亦屡经挫衄，实尔设奇制胜之功，朕甚嘉焉。兹特赐敕谕，尔其益鼓忠义，悉殚方略，广侦精间，先事伐谋，多方牵制，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，惟尔”
天启三年（1623年）夏季，努尔哈赤下令屠戮后金占领区内的辽民，而这时登莱巡抚袁可立的战略意图是“联络诸岛，收复旅顺”，为了解救流散百姓，袁可立令毛文龙和沈有容属下的两镇兵马不时出奇兵“塞要害，焚盗粮”，给后金以沉痛打击。
总兵毛文龙遣军四出击攻打后金，命朱家龙从千家庄进军，王辅从凤凰城进军，易承惠从满浦进军，复遣大将张盘，率部从麻洋岛登岸，相机规取金州、旅顺一带。自统八千马步精锐，从镇江、汤站一路进击，予以策应。
张盘上岸后，他按照毛文龙所布置的方略，将解救百姓作为首要任务，用战船将金州一带幸存的辽东百姓接渡到安全的地方，先后接济“男妇老幼共计四千”，这些虎口余生的百姓，以青壮年居多，苦大仇深，纷纷要求参军攻打后金。
张盘见民心可用，遂将这些壮丁编成队伍，共计有三十五队。
七月初二日，张盘率领兵民合编的队伍，攻打金州，一举而下，并缴获后金军火器“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，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，大小铅炮子七千三百零二个。”
随后，又在袁可立的策应下乘胜收复了辽东半岛南端的要塞旅顺，以及望海堡和红嘴堡，使得辽南数百里之土地，重归于明朝。
毛文龙遣将收复金州和旅顺等地，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。使得登莱、旅顺、皮岛、宽叆连为一线，解除了后金所占领的旅顺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，令明朝的二千里海疆得到巩固，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封锁，加重了后金统治区内粮食紧张的状况。
但金州孤悬海外，易攻难守，不久张盘为后金所逼又退居麻洋岛。
登莱巡抚袁可立奏报朝廷：“刘爱塔事泄而金州空，沈有容以兵寡不可守，而张盘入据。闻金州有人率众逼张盘于麻洋岛，此金州复而不复之实也。”
天启三年（1623年）秋，巡抚袁可立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布局，使“大兵出关东下，旅顺犄角夹攻”，以图建立“恢复之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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