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揣着这样的想法,阿桂接下来的表现,自然就不像之前那样活跃了,反倒是那几个普鲁士的雇佣兵,一个劲的拉着她们喝酒。
林奈和布封两人的酒量,虽然勉强还有瑞典人和法国佬的水平,站在一群视酒如命的德意志疯子面前,他们也不可能不败下阵来。
反倒是阿桂那边频频以有任务在身为名,不肯每一次都把杯中之酒全部饮尽,这自然引来了一阵轻笑。但他却用这种看似不光彩的手段保持了最后的清醒,并顺利的将那两位学者送回了他们的住处,至于那群普鲁士的雇佣兵,早就已经醉倒在酒馆老板的昂贵地毯上了。
那地毯看上去虽然是批量产物,但后来也是从波斯放开来的,售价应该不菲。那群人的薪资也不知道够不够赔偿店老板的损失。
不过,那是他们那帮酒鬼应该付出的代价。
即便是阿桂这种酒量还可以的,在那群蠢货面前竟然都显现未能全身而退,可见这群人对酒精的痴狂已经到了何等地步。
即便是已经离开了那家小酒馆,阿贵的心中也依然充斥着愤愤不平,每一个被人拉去灌酒的家伙都容易产生这样的心态。但对于阿桂来说,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耽误事了,他不得不用休息半天多的时间来换回精神正常的自己,而这半天多的时间,原本是可以用来思考他那个问题的。
如何才能冠冕堂皇而且不露痕迹的完成准备工作呢?
这是个问题。
人类这种贪婪的动物之所以如此卑劣成性,为的往往是解决生存下去的问题,这是他们在祖先时代就要忙碌的东西,所以这种贪婪和卑劣也留存在了他们的遗传物质当中,即便他们后天在主观上极力克制,也无法从根本上进行避免,因为那和许多生存技能一样,是祖先的恩赐。
就在阿桂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之时,四九城里的乾隆皇帝也没有放弃,在棉纺织业当中维护大清利益的想法。
随着报纸等舆论工具的不断出现,环球集团的某些理念也已经逐渐走入人心。全球化交易的浪潮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启,毕竟交通手段仍然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限制条件之一,但乾隆皇帝即便是出于最基本的贪婪,也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。
更何况,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封建君主,他深刻的知道种植棉花会对粮食价格产生怎样的影响,虽然不一定会像阿桂所说的那样出现大批量的饥荒,但对一个肝壁自用的完美主义者来说,任何社会层面的动荡都是他不愿意看到的。
所以,他真的曾经设想过,药用棉纺织的海外贸易利润去弥补粮食价格带给那些草民们的威胁,不过这样以来,一套全新的体制恐怕就要建立起来,而这样的大工程,对于正在忙活平准战争的乾隆皇帝来说,显然是太浪费时间了。
考虑到这些因素,乾隆皇帝觉得,他最好去找个熟手来处理这些事情。可是康熙时代的那些织造衙门,在雍正皇帝上台之后就有许多遭到了清算,如今能够留给他乾隆的人手,哪里又有那么充分?
何况他们原本就有着一定数量的海上贸易,再加上环球集团带给他们的新份额,整个大厅的织造衙门体系早就已经在迅速扩张之中了,一些雍正时期的老人以及他们的子嗣甚至都被启用了,这种时候又哪里来的人手去满足这些新的要求?
思来想去,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推翻皇阿玛雍正皇帝的某些决定,准备将康熙时期那些织造衙门的儿郎子孙们重新编组起来,看看他们手上有没有祖先留给他们的某些祖传秘技。
想到这里他立刻安排人手,去搜罗那些如今已经散落在天南地北的富家公子们。
说起富家公子这个标准,曹雪芹是肯定不够格的。
他在朋友们的眼中,是一个“身胖,头广而色黑”(裕瑞《枣窗闲笔》)的家伙。而且性格傲岸,豪放不羁,嗜酒如命。为数不多能够拿得出手并足以彰显家族底蕴的品质,大概是才气纵横,善谈吐,能诗善画。同时代的敦诚说他“诗笔有奇气”(《四松堂集·赠曹芹圃》),“诗胆昔如铁”(同上),把他比作唐代诗人李贺。但他的诗仅存题敦诚《琵琶行传奇》两句:“白傅诗灵应喜甚,定教蛮素鬼排场。”
单单是从“应、“定””这两个字来看,曹雪芹的胆气应该是很足的。只是当他在这个基本生活物资都得靠赊账的年月里,突然接到一个从天而降的巨大任务之时,再怎样豪迈的胆气,也无法阻止他在心中泛起了嘀咕。
自从1727年,也就是《恰克图条约》签署那一年之后,他们的曹家就远离了曾经的富贵繁华。雍正皇帝上台之后,用了五年的时间来收拾各种不听话的狗奴才,他的父亲曹颙,作为曾经康熙的狗奴才曹寅的长子,并没有因为祖先的因病而幸免于难,而是最终落到了一个获罪革职下场。第二年,他们全家就被官府查抄,之后,曹雪芹不得不跟随全家迁回北京。曹家也从此一蹶不振,
算起来,那些事情距离现在的1756年,也已经有二十八年的光阴了。二十八年的时间,足够1729年出生的叶卡捷琳娜成为一位成熟的母亲,也足够1730年的腓特烈从试图逃离父亲魔掌的冲动少年,变成整个欧洲最为为之恐惧的帝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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